我捡了1259张麦当劳小票，普通人的重0.5克，无家可归者的不到0.3克

马玉江，艺术家。我觉得艺术，中国有个成语叫“有感而发”，这四个字就说得最本质了。不是从艺术史的角度，也不用关心潮流，你只问自己的内心，啥东西打动你了，你就做什么就可以了。做生活2026.07.18杭州大家好，我是马玉江，做艺术的。艺术是什么？我想没有人能够说清楚。所以今天我不直接讲艺术，我给大家讲四个故事，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一席 ，作者：一席YiXi，原文标题：《我捡了1259张麦当劳小票，普通人的重0.5克，无家可归者的不到0.3克｜马玉江 一席第1158位讲者》

马玉江，艺术家。

我觉得艺术，中国有个成语叫“有感而发”，这四个字就说得最本质了。不是从艺术史的角度，也不用关心潮流，你只问自己的内心，啥东西打动你了，你就做什么就可以了。

做生活

2026.07.18杭州

大家好，我是马玉江，做艺术的。艺术是什么？我想没有人能够说清楚。所以今天我不直接讲艺术，我给大家讲四个故事，也是我的四段生活。

把我和妈妈画在一起

我三岁的时候，妈妈去世了，从此我就跟我爷爷奶奶生活在农村，就是图中的这个房子。

有一天，我跟堂姐在门口玩，爷爷从田里远远地走回来，说：“你妈回来了。”当时我开心得不得了，一边跳一边喊，我妈回来了，我妈回来了。堂姐说：“是我妈，不是你妈，你妈死了。”那一瞬间，我仿佛明白了死亡是什么。

从那以后，我经常用我奶奶烧柴做饭剩下的木炭，在房子的水泥墙上画想象中我跟我妈妈的样子。有时候画完了，雨水给冲走了，我就再画，下雨又冲走了，我就再画。好像不服气一样：上天让我没有妈妈，但是我偏不。

把我跟我妈妈画在一起，这个信念就像一颗种子一样种在了我的心里。

我十一二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在我爸写字台的抽屉里看到了一张照片。我不知道里面这个人是谁，我就拿着照片去问奶奶。我奶奶指着照片中的小孩说：“这是你，旁边这个是你妈妈。”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我跟我妈妈的合影。

中午，我爷爷从田里回来，更详细地给我介绍说这张照片是1989年5月份在我们县城的公园里拍的，这时候我1岁，我妈妈27岁。

有了这张照片，3岁种在我心里的那颗种子好像发了芽。我很自然地就走上了绘画这条路，也很幸运地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

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水平可以了，就画了第一张我跟我妈妈在一起的画。那是2009年，我21岁，我妈妈是照片中27岁的样子。大家可以看到左下角有“盼盼”两个字，那是我妈妈给我起的小名，她去世以后，就再也没有人叫我这个名字了。

从那以后，我每年画一张我跟妈妈在一起的画，我把这个系列叫作《母与子》。

通常我会在一年快结束的时候选择那一年比较重要的事情作为背景来画。22岁是大学毕业，25岁是我去到香港。27岁是我又回到老家，帮年纪大了的爷爷奶奶收玉米，画的是我刚刚从田里回来非常疲惫的样子。也是27岁这一张，我跟我妈妈同岁了。

30岁是我在纽约，背景是哈德逊河。32岁那年有疫情，我没打针，哪里都去不了，有的时候觉得闷，就去海边，画的是在海边喝啤酒。第二年33岁，也是疫情，我经常去山上，又以山为背景画了一幅。

▲滑动查看《母与子》系列22岁-33岁部分画作

疫情那三年，时光像停止了一样，我就又穿越回21岁，把1岁到20岁的我跟我妈妈画在一起。1岁，我很自然地以那张唯一的合影为背景。

3岁用的照片是在照相馆里拍的。像我这个年纪，80后，出生在农村，并不是每个人小时候都能拍照的。特别巧合的是，我后妈是开照相馆的，所以我每年都有照片。命运这个东西真是非常地神奇。

12岁是小学毕业，15岁是初中毕业，19岁是大学去外面写生。

▲滑动查看《母与子》系列1岁-20岁部分画作

疫情结束以后，一切又恢复正常。2023年，我35岁，这是去参加一个晚宴的时候，背景是维多利亚港。

在画我妈妈的时候，我会突然间想起一些东西来。比如36岁这张画了个半身的，尺寸大一点，就能把她的脸画得稍微丰富一点。我在画她鼻子侧面的时候就突然想起来，她的鼻子侧面好像是这样子的。画另一张的时候，我可能又会想起来，她的颧骨顶面是这样子的。

从一张白纸开始一点一点塑造，反而会勾起我好多回忆，凭空想可能就想不到那么多。

去年我37岁，已经比我妈妈大10岁，这是我正在画这一年《母与子》的情景。

今年我38岁，我还没有画。我计划等我40岁的时候，做一个展览，把这40幅画放在一起，50岁、60岁、70岁的时候都做一次。这件作品最好的时候，应该是我八九十岁的时候，一个白发苍苍的儿子，可能拄着拐杖或是坐着轮椅，旁边是一个27岁的妈妈。

当然前提是我得活着。所以在这一系列中，我不只是我，我还是作品的一部分。那我要做的就是好好活着，我多活一年，作品就多一张，这个作品就像自己有生命一样。有一天我去世了，那不只是作为肉体的我的死亡，还是这件作品完成的证明。

可以看到在这件作品中，我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困境，就是妈妈的死亡。通常这种大的困境会激发我创作，我喜欢这种作品从生命中生长出来的方式。

我觉得艺术，中国有个成语叫“有感而发”，这四个字就说得最本质了。不是从艺术史的角度，也不用关心潮流，你只问自己的内心，啥东西打动你了，你就做什么就可以了。

直接跟世界打交道

人生中也不都是那么大的困境，有些时候一些小的困境也会激发我思考。

2014年的时候，我去了香港，当时没有身份证，没办法工作，没有朋友，也不懂语言，气候也不适应。我太太是香港人，她正常地上班，而我在家里待得非常闷，就想出去走走。那时候我还没有办手机卡，我怕她回家了找不到我，于是就写了一封信。

我出门以后，怕迷路，所以每到一个路牌，我就拍一张路牌的照片。比如走到皇后大道，就拍一张皇后大道的路牌照片，走到庄士敦道，就拍一张庄士敦道的照片。万一迷路了，我就按照路牌走回家。

走到宝云径的时候，我发现宝云径的“宝”，跟信中的第一个字“宝贝”的“宝”，都是“宝”。我就想，这封信大概200多个字，那我试着找找整封信中所有字，看看能不能找到，于是开始践行《香港的信》这个项目。

▲滑动查看《香港的信》首句：“宝贝，来香港已经一个多月了，在这段时间里，我总想做点东西”

我为什么选择拓印这种方式，而不是摄影呢？因为摄影一定是我要远离那个对象。而拓印是我的身体紧紧地贴着墙面，就像抚摸这个城市一样，很像我当时的心境。

印象很深的字有很多，其中一个是桥底辣蟹的"底"。我是半夜3点钟拿着梯子去印，印了半小时了还没结束，但是也快了。但我没想到这家店4点进货，他的员工3点半就来开门了。他看到我在梯子上就问，你是来帮我们换招牌的吧？我说对对对。他没说什么就上楼了。

过了10分钟，我印完了从梯子上下来，那个员工也下来了，说他刚刚给老板打了电话，没有让人来换招牌，问我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一听露馅了，立马就拿着这个纸跑了。

宝觉佛学社的“觉”字也让我印象很深。香港有很严格的古迹保护法，宝觉佛学社也是古建筑。很幸运，我印完了下了梯子，那个保安才看到我。他过来拦住我，说我这是违反了古迹保护法，要把我的犯罪证据（这张纸）留下来。那我肯定不给他呀，这个字可不好找。

我找各种的理由，我说我是字体设计师，专门研究古迹字体的，你们这个字非常有代表性。他都不同意。最后趁他打电话报警的时候，我就翻墙跑了。

这个项目还在进行，因为找到后面，有的字会比较难找。这个字是“哪里”的“哪”，我找了好几年都没找到，后来才明白：香港没有“哪里”的“哪”，只有“那里”的“那”，在香港这两个字是不分的。但我一定要找到信中的原字，直到后来开了一家店叫“吗哪有机站”，我才正好找到。

这件作品其实跟我小时候的一些经历也是有关系的。我小时候家里穷，没有书，没有电视，我是怎么学习认字的呢？春节的时候，下着雪，我爷爷牵着我的手，挨家挨户认对联。

走到这户人家的大门前，我爷爷就指着对联：“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我就是这样认识字的，它是一种全方位的感知。以至于到现在，我想到“春天”的“春”，总觉得是在右上角，哪种字体，哪种颜色。

这种直接地跟世界打交道，而不是从书本上获得知识的经验，对我影响很大。比如说恒生银行，大家都觉得那不就是个银行吗，但当你走到现场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恒、生、银、行四个字。

不能可怜，只能顺从

如果说《香港的信》建立了我跟香港这个城市的关联，那么接下来这件作品，就建立了我跟香港的人的关联。

我是2014年去的香港，那时候不太适应，到了2015年就更不适应了，经常失眠。晚上饿了我就去麦当劳，结果发现有好多无家可归的人睡在麦当劳。而且我发现他们是会消费的，并不是什么都不买。但是他们又没钱，买不了太多，通常就会只买一个东西，比如说5块钱的小可乐。

而普通人，要可乐、鸡翅、汉堡、薯条，他们的单据就多几行字，就长一节。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就想收集这些单据。

但我没有身份证，不能工作。我发现到了晚上，麦当劳员工的衣服很简单，就是一个黑T恤上绣了一个M。接下来大家可能都猜到了，我买了一件黑色的T恤，用黄线绣了个M，就去上班了。

消费的单据在12点以后对这些睡在麦当劳的人就没什么用处了。因为那个时候也没什么其他客人会去，店员也不会赶他们。我就过去帮他们擦一下桌子，把垃圾收到盘子上丢进垃圾桶，顺手把单据放在口袋里。一年的时间，我一共拿了1259张单据。

这些单据时间久了会褪色，所以我第一时间就有扫描下来，用非常精密的测量钻石的秤测量出每张单据的重量。每张单据都很短，只有一行字，比如说小可乐，就很轻，大概是0.3克到0.5克。而普通人的单据多四行字，就更重，可能是0.5-0.7克。这0.2克的差别，就像两种人，或者说两个阶层。

角落里这一张单据，是这个系列里最轻的。因为那个人太无聊了，把单据折来折去，最后把四个角撕了，所以只有0.258克。

我把这些单据的重量和单据上的时间，写在了砂布上。砂布非常地粗糙、廉价，但是又非常有生命力，很像这些无家可归的人给我的感觉。

▲《Heavy Is the Night》部分单据

如果仔细看，会发现其实这些单据的内容也有变化。通常下雨天或者冬天，去麦当劳睡觉的人更多。食物也不一样，夏天他们喜欢吃凉的，比如冰淇淋或者小可乐。冬天他们就喜欢吃热的，巧克力派或者是苹果派。

这些人也像一个小社会一样，会有分区。经常去的就像大佬，睡在最里面的卡位，光线暗而且可以躺着。新来的就只能坐在最外边光线很亮的地方。人群主要以老年人为主，还有一些中东的青年、东南亚的妇女。

也有一些人什么都不买，我觉得很有意思，就会用文字记录一下他们。

比如有一个人，ta在桌子上立了很大的一个硬纸板，可能是怕光线太亮了，也有可能是怕被人看到，所以我也不知道ta的性别。还有一个人看到有人消费完，立马就跑过去坐下，这样店员以为他是刚刚消费完的，就不会赶他。

我还看到一个人非常神圣、严肃地吃一个汉堡，他把那个汉堡的盒子打开，生菜叶子掉到盒子里，他就捡起来塞到汉堡里再吃，再掉了又塞进去再吃，感觉像在享受一顿大餐。

最让我心酸的是除夕夜，那天下着雨，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婆婆，颤颤巍巍地走到吧台，拿了个盘子，又走到另一侧，往盘子里拿了几十包加在咖啡里的免费砂糖，然后颤颤巍巍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撕开纸袋往嘴里倒。

正常人我们一抬头就倒进去了，她不行，她驼背非常严重，所以她必须把头仰到像脖子被掰断了一样。动作也非常缓慢，撕开、抬头、倒，整个过程持续了十几分钟，光是纸皮都堆成一堆。

而整个系列最让我觉得温暖的，是一个年轻男人。他经常去麦当劳，我们互相都面熟。春节刚过去的某天，我又去拿单据，拿过来一看，他在背后写了两行字：恭喜发财，攞多D吉。（即攞多啲吉，是粤语拿多一点吉利的意思）我当时就觉得人间真美好，一个生活那么艰难的人，还在给我送祝福。

▲单据背后写着“恭喜发财，攞多啲吉”

在做这件作品的时候，我会跟一些策展人交流，他们就会问：你觉得他们那么可怜，为什么不直接送给他们一个面包？

我跟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原本是一个团体，我如果站出来给他们发面包，就变成一个施舍者，他们是被施舍者，关系的平衡就被打破了。所以这一年我不能可怜他们，只能顺从他们，这样他们的主体性才能得到尊重。

另一方面，其实是有专门的福利机构去给他们发面包的。有时候太晚了我也会趴在那里的桌子上睡觉，有一天凌晨4点多醒来就发现桌子上有一个面包。

但这个问题引起了我的思考：艺术的功能是什么？

我觉得艺术不是直接地改变世界，而是间接地改变世界。艺术家只要把作品做得好，就会打动好多人，被打动的人，就会成为艺术的杠杆，直接地去改变世界。这样的影响力，比我买个面包送给他，要大得多。

2018年，我在香港湾仔做了个展览，展出了400多张，是整个《Heavy Is the Night》系列中的1/3。

当下的不可逆才是「美」

我是2024年拿到的香港永居身份。没法工作的这些年我在家买菜做饭，就是个家庭主夫。买菜的时候，我会习惯性地看一下保质期。快30岁的那一年，想到人生第一次30，有点感慨，我就自然地把保质期的时间跟我的年龄结合在一起了。

我当时就想，我这么多年想吃鱼就买鱼，想吃肉就买肉，买的都是有用的，能不能买点没用的，纯粹是为了美？

但这个美不是好看，不是漂亮，而是结构的美。比如都是碳原子，排列比较精密、紧致的，就变成钻石了，排列杂乱无章的就是炭。我就想我过的日子要不要也紧密一点，精致一点？

我就一月一号只吃一月一号到期的东西，一月二号只吃一月二号到期的东西，找不到我就没东西吃。我想持续一年这样做，结果30岁那一年失败了，我第一个月只找到了5件，没办法，太饿了。

接下来的几年，我就经常留意，再加上那几年环保议题比较火爆，超市都开始在角落里专门放一个货架，放即将到期的物品，这样我找起来就容易多了。于是2023年我35岁的时候，就又尝试了一次，这次就成功了。

单据上黄色部分标出来的就是我购买的日期，商品包装上的就是到期的日期，这两个日期一样，就证明我是在当天买到的。也有的超市它没有单据，但是它的屏幕上有时间，我就拍了它的屏幕。

▲1月1号买到的1月1号到期的饼干

很顺利，1月1号买到了一盒1月1号到期的饼干，我就吃了这盒饼干。1月2号买到了一袋1月2号到期的面粉，我就吃了这袋面粉。1月3号买到了一盒1月3号到期的奶，我就喝了这袋奶。以此类推，整年就是这样子过来的。

我通常会去我家楼下最近的5家超市，还有两家打折店。如果找不到，我就去中环还有金钟两家大超市，再找不到我就去铜锣湾，沿途经过一些小超市，我也会去找。还找不到，那就过海去九龙，或者坐地铁去南区。

香港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地方，它这里有好多世界各个地方的货品，有一些很小众。比如说土耳其的茶，埃及的果汁，捷克的啤酒，瑞典的小黄瓜，约旦的橄榄，墨西哥的豆泥、保加利亚的辣椒，印度的苏打粉，乌克兰的鸡，尼日利亚的芝麻。墨西哥的豆泥是整个系列中最便宜的，只要一块钱。

▲《到期》中的部分商品，滑动查看更多

这一年的365天里，我找到了286件，还有79天没有找到。我觉得没有找到的日子也是作品的一部分，因为没有找到的“无”，跟没有付出劳动的“无”是不一样的。我付出了劳动，即使没有结果，这个时间仍然是非常有存在感的。

▲红色表示找到，白色表示未找到

仔细看，1月份是最辛苦的时候，连着3天没找到，2月份也有连着3天没找到，剩下的就比较幸运了，只有1天或者连着2天没找到。

找不到我就没东西吃，所以这件作品快结束的时候，我做了个体检。

果然很不正常：红细胞太少，白细胞太少，贫血，各种各样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心脏，做完心电图检查，那个医生一看，表情就很严肃，说我T波异常。我也不懂啥叫T波，就去找心脏专科医生，他一看就问：你是不是焦虑？

▲马玉江的体检心电图

我一下就明白了，我当然焦虑了。我找不到就没东西吃，一天找不到我就焦虑，两天找不到就睡不着，三天还找不到那就像疯了一样。

去年，我给这件作品《到期》做了个展览，这是展览的情景。东西都吃完了，包装盒都在。每一个物品，都曾经跟我共处一天，那一天是非常纯粹的，只有我跟它，我只找它，只买它，只吃它，这种纯粹我觉得是非常美的。

并且那一天是它生命的最后一天，所以在这件作品里，那个时间，那个日子，不是度量时间的刻度，而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而时间是什么？我觉得时间是当下，比如此时此刻我跟大家欢聚一堂，明天我们就各奔东西了。不用明天，等一下我讲完了就各奔东西了。这种当下性、唯一性、不可逆性，才是时间美的地方，而不是说你的生命有多长，那个并不美。

把生命变成第一现场

以上的四个故事，有个共通点：都是跟困境有关系。《母与子》是我妈妈去世，《香港的信》是我去到香港的不适应，《Heavy is the Night》是我跟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同病相怜，《到期》是对时间流逝以及对生命的感慨。

通常我们遇到困境，有两种处理方法：一种是逃避，我和困境像平行线一样，我不管它；还有一种是抗争，我一定要打倒困境，跨越困境，我和困境就像垂直一样。

那有没有第三种方式呢？我觉得也是有的，就是转化。困难来了，那我转一下自己的视角，困难就以另外一种形态呈现了。通常的转化方式是画画、做音乐，或者是写诗、拍电影，但这些方式都是有门槛的。

我觉得也有没有门槛的方式，就是生活。我这里的生活，跟平常所说的饿了就吃，困了就睡，没钱了就赚钱的生活是不一样的。我这里所说的生活，是要有主体性地、有意识地、用美的标准去塑造生活。

为了区分这两种生活，我给我的这种生活取了个名字，叫“做生活”。如果行为艺术就是将我们的身体语言化，让身体成为第一现场，从此身体在哪里，艺术就在哪里。那在行为艺术的基础上加上叙事性，从此把生命当成第一现场，生活在哪里，艺术就在哪里。

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讲的做生活，谢谢大家！